本文從三個角度考察「所以者何」。首先，在印度源語方面，發現有兩類梵語： “tat kasya hetoḥ” 和 “tat kasmāt hetoḥ”。前者中的 “hetoḥ”，若參考帕尼尼《八章》及其《注》，應解為屬格，若參考巴利《經》、《注》則應解為從格。其次是討論漢譯「所以者何」的來源、結構及意義。據唐代學者的三種注解模式看來，「所以者何」有兩種可能的語義結構，一是來自所字結構，二是簡單主謂句「A者，何。」進一步追溯來源後，雖然發現「所以者何」很可能是「所以然者何」的縮略，但仍無法排除是口語的可能性。最後是「所以者何」和印度源語的對勘。由於「所以者何」可能是難以分析的口語，或來自所字結構，或只是簡單的主謂結構句。因此和印度源語的對應也有三種：一是整句對應，二是所字結構句的對應，三是簡單主謂句的對應。

本文探索印順法師〈法句序〉的意涵，嘗試以「重譯偈頌」的觀點來思索支謙〈《法句經》序〉所提示的「初譯、後譯」議題，最後對「《法句經》譯文是否參考七百偈本、九百偈本」的議題提出個人的見解。

法稱是繼陳那之後的印度大乘佛教在知識論上的大師，他在這方面有承先啟後的地位。他承接陳那的理論，並有進一步的開拓。如陳那一樣，他確認對象分為個體物與一般概念，這即是自相與共相。但進一步確定只有個體物具有有效的運作能力，嚴格來說，只有它能成為對象，亦即是自相。因而把知識論聚焦在自相方面。這是受到經量部的影響，微有經驗主義的傾向。在知識的真偽的問題上，他提出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條件，這即是知識的內容與實在不矛盾，知識的基礎在知覺。他仔細地解析知識活動的根本要素，那是認識者、認識對象、認識自身和認識的原因。認識者即是認識能力，亦即是知覺。知覺是挾帶著對象的相狀而作用的，擬似對象而生起。由於認識相狀的生起的來源是知覺，知覺又是認識者，因此他判定認識活動是一種自己認識的活動。至於認識的原因與結果，並不是各自別異，而是在認識的經驗中同時成立的。綜言之，法稱的知識論是觀念論的立場，但略帶實在論的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