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uskoti is one of the popular topics that many scholars like to investigate in regard to Nagarjuna’s philosophy. Some Buddhist scholar such as T. R.V. Murti, Richard H. Robinson and Kajiyama Yuichi have adopted Hegel’s Dialectic towards the interpretation of Nagarjuna’s Catuskoti after discovering that it is impossible to apply the formulas of ordinary logic to explain the theory. Under the paradigm of the dialectic, the four propositions of Catuskoti are interpreted hierarchically and hence, can be considered as a structural interpretation. However, their dialectic constructional interpretation is very controversial. On the basis of Zhon Lun Shi (中論釋), Prajbapradipa and Prasannapada as primary sources, this paper adopts Derrida’s deconstructionist concept to provide another possible interpretation to Catuskoti. That is, according to those commentaries of Mulamadhyamakakarika, the propositions of Catuskoti are to interpret the same object from four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thus, they are equally true. Therefore, Catuskoti neither contradicts the ordinary logic nor has a hierarchical structure, and owing to the absence of hierarchies, the constructional interpretation of Catuskoti is deconstructed.
龍樹的「四句解讀」一直是其哲學中很受歡迎的研究主題。有關四句的解讀，由於其內在邏輯的矛盾性，早期一些知名的學者諸如Murti、Robinson和梶山雄一等人，為消弭此矛盾性，皆採取黑格爾辯証法的角度加以詮釋。在辯証邏輯的規範之下，四句被階層性地解讀，而此種階層性的解讀可被當成一種建構式的詮釋。然而，這種階層性的建構詮釋法其實是相當具爭議性的。本論文以《中論釋》、《般若燈論》及《明句論》等《中論》之注釋書為基本資料，並取用Derrida的解構思考作為研究方法，嘗試提供一個不同於建構主義的解讀。根據上列三種《中論》注釋書的詮釋，龍樹「四句」實際上是從四種不同的角度來描述同一件事物，因此四句本身並無內在邏輯的矛盾性，也無高低權實的區別，而皆具同一的真實性。在此階層結構的破除之後，此四句的建構解讀法自然而然被解構了。

《入楞伽經》提出「無我如來之藏」一詞，使「如來藏」與「我」兩者之間相即亦復相離的辯證關係更趨複雜。本文認為：解釋文化發展現象的「正反合」三段辯證法，適可用以說明「無我如來之藏」的深層義蘊及論證過程，厥為：
（一）正──如來藏我：「如來藏」即「我」
（二）反──無我如來藏：「如來藏」非「我」
（三）合──真我如來藏：「如來藏」是究極之「我」

《大般涅槃經》是以佛般涅槃，即佛陀的死亡為背景，所宣說的經典。這部經典有小乘系統及大乘系統不同版本。小乘系統著墨於佛般涅槃前後的各種問題及情境的描述，既包含當時的政治情勢，僧團所可能面對的危機，佛陀的教誨以及佛陀面對疾病與死亡的描述，還有佛滅後關於佛陀葬儀的紀錄，佛舍利的分配等。小乘系統的涅槃經既反映了其作為歷史紀錄的價值，同時也深切反映了初期佛教當中，佛陀或者佛教面對死亡問題的具體看法。小乘系統雖有南傳尼柯耶及北傳阿含部二者之間的差異，但相較而言，仍與對漢傳佛教深刻影響的大乘系統的《涅槃經》有極大的差別――大乘系統略去了關於佛陀入滅前的諸情境與問題的舖陳與描述，而是以佛陀宣告即將入涅槃的消息，引發眾生的勸請住世，進而引發對於「涅槃」的性質的辯論，由此帶出著名的佛性思想與涅槃三德等教義；這便是後來漢傳佛教的古德們，非常重視本經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小乘不同版本及大小乘不同的《涅槃經》的差異，本文思考以「涅槃」，或說「死亡」，這異辭異義，但也具有重大關連的概念，彼此在不同文本間的變化，其既反映佛教內部的死亡思考轉折，同時也由漢傳佛教對於大乘系統的重視與信奉，更可以反映文化的變化與中印文化間際思考重點的同與異。以文化哲學角度思考永恆的死亡問題時，死亡或者涅槃，既具有普遍意義，也會有因文化或者歷史差異而形成不同乃至對立的思考。

在宋初思想界，天臺名僧孤山智圓通過對儒/釋二教的新表述，最早提出了一套儒佛整合理論。基於山外派的心性學立場，智圓以佛教懺悔之法實為儒學內自訟之深者，將佛教置換為心性層面上的道德踐履之學。與此同時，智圓又以儒學本旨但在為仁向善，非限於名教禮學，把對“身”的處理讓渡給儒學。故智圓以釋子身份“修身以儒，治心以釋”，將儒學因素納入到天臺佛教體系中，從而“完備化”了原有“純粹”佛教形式，使其呈現出“整體性”的形態。

馬德偉教授(Marcus Bingenheimer)〈《別譯雜阿含經》的比丘尼相應〉一文在2008年的《佛學研究評論》(Buddhist Studies Review)刊出，文中建議了許多意義深刻的結論。
本文嘗試介紹馬教授的論文並且作一適當的回應，首先簡介文中的重要結論，接著引述「吐魯番殘卷」的「攝頌殘片」，此一組殘片不僅呼應漢巴文獻的〈比丘尼相應〉，也支持《別譯雜阿含經》第二首攝頌並非毫無根據。再其次，利用漢譯文獻對比丘尼資料作補充，最後，就幾個翻譯的細節，提出個人的想法，並以此向馬德偉教授請教。

蜚聲國際學壇的佛教文獻學家J.W.de Jong曾經指出：「沒有任何的佛教研究者可以忽視數量如此龐大的漢譯佛典文獻，即使他們只對印度佛教有興趣。」針對J.W.de Jong的說法，新一代研究Nikaya與阿含文獻的德籍學者Bhikkhu Analayo(無著比丘)也補充性地指出：「沒有任何的佛教研究者可以忽視印度語系乃至藏譯的文獻資料，即使他們只對中國佛教有興趣，因為唯有如此方可避免基於口誦傳承、筆錄轉抄或翻譯訛誤而對文本妄作結論的風險。」正是基於前揭這種「互為文本」的理念，因此在有關佛教文本的研究領域裡，「對勘」便自然而然地成為了學者之間經常採用的一種研究手段。不論是原典與譯本之間的對勘，或是同本異譯之間的對勘，這種隨文逐句式的語文性對讀不但可以提供我們大量有關各該文本的斠讎乃至文義解讀上的信息，並且也可以增進我們對文本之間可能發生的歷時流變的一些認識。《維摩經》是一部藉由漢地翻譯操作的介入而風靡中土乃至整個東亞地區的異域文本，本文將藉著該一經本新近發現的梵文原典與漢藏諸譯之間的若干對勘，而嘗試指出這個異域文本所以能夠在漢地乃至東亞地區得到成功，在多數情況下，或許應該歸功於譯者們當年所採行的「歸化」走向的翻譯策略，雖然這種翻譯策略有礙於異域文化的真正引入。